礼经学

七卷。清曹元弼(详见《礼经校释》)撰。是书卷一为《明例》(自尊尊、亲亲、长长、贤贤、男女有别五大义例，至注疏通例)。卷二为《要旨》上下(上卷论述《冠礼》、《昏礼》至《觐礼》，下卷发明《丧服》、《丧礼》至《特牲馈食》、《有司彻》。而上卷载有凌廷堪、张惠言诸说，大概用以发明总纲)。卷三为《图表》(《宫室图》、《冠服图》、《冕弁冠服丧》、《丧服表》)。卷四为《会通》(认为《易》、《书》、《诗》、《春秋》、《孝经》、《论语》，其指在礼，而《周官礼》为纲，《礼记》，则为其义疏，郑君、孔氏、贾氏之注礼、疏礼，又都用群经来互相证明，《礼记》之处及《大戴》，“三传”之外及《国语》，《论语》之外及《孟子》、《尔雅》，然而，大多列举大义，诸书言礼，还不只此卷所言)。卷五为《解纷》上下(上卷自胡氏培翚《仪礼》非后人伪撰辨，至朝日祀方明朝诸侯先后辨，下卷自丧服变除考，至不摈尸者旅酬无算爵辨)。卷六为《阙疑》(只有一贡，似乎言无可疑)。卷七为《流别》(自礼经注解传述人，至陈澧修礼诸说)。按：曹元弼对于《礼经》有很深造诣。例如，是书卷一内注例，言郑注能于经例，能在无字句处领会经意(认为郑根据高祖之族有服，推出高祖服之类)。疏例认为序言经记没有天子冠法，而李云委貌与弁，都是天子始冠之冠，此为李孟悊之缪。郑注《丧服》引弓云，经之言，实际上表明孝子有忠实之心。而黄庆衰以表心，经以表首，公违背郑注，此为黄之缪。按：如序中所说，贾疏每条，首先引用诸家学说，接下来陈述己意。这都是曹氏独到见解。(是书认为唐时闾里书师，将诸家姓名，概行删去，并入贾氏语中)。其《要旨》、《解纷》各节，也都有识议，但是，所谓尊尊、亲亲、长长、贤贤、男女有别五大义中，实际上应当以贤贤最为重要。《大学》曰：“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礼运》曰：“大道之行也，选贤与能。”柳宗元曰：“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礼经》尊尊之礼，大概在古代盛时，处于天子国君之位，必然是有德者。大学曰：“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因而，《礼经》尊尊之礼，皆以待圣人在大位者。《中庸》曰：“故大德者必受命。”假若只有尊位而没有德行，则汤可以讨伐桀，武王可以讨伐纣，不能凭借虚礼来保全其尊严。否则，汉之桓灵，唐之懿僖、明之神哲，都可以保全其尊严而传之万世。此必无之事，必无之理，《大学》所以云“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里的“修身”就是《论语》中所说的“克己复礼”。后代人君，南北朝五季，姑且不必评说，象唐高宗、玄宗、明永乐，礼仪大废，而顾居尊位，此岂能拿尊尊之义作为护符。实际上，从天子到庶人，都应该信守礼仪，是书认为《丧服》绝绛为善制，殊不知正是借此来骄人君而悖天理。一人之身，所谓世文叔父者曾有几人，舍此而绝之降之，只知道尊崇一人，其当然会放任喜怒、暴虐百姓。《周礼》开始有宦寺，而所谓正统之朝，象汉、唐、明，都灭亡于此，不能说不是《周礼》之流毒。殷代以前从来没有宦寺。是书第七卷，对历代用礼功效陈述很多，然而，东汉、南宋及明朝都灭亡，只因殉节之多称诩，于实际无益。就象西周不过三百年，在春秋以前，礼教就已经颓坏。作制艺者，例言三代之盛，然而，夏禹之后，历年未多，就灭于羿，殷汤之后，历年未多，就放于桐。周昭王南征不复，则所谓三代之盛者，已经大略可见。曹氏是书，细意既多，大纲尤为所重，独所云讲学崇礼者，不应当专责之众人，而必须象《大学》所云“壹是以修身为本”者，才可以治平，这属于应当进一步补充之列。此书有宣统年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