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大论战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发行机关刊物《民报》，积极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推动了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继续坚持改良主义政治路线，反对革命。《民报》刊行以来，改良派在其所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鼓吹改良、攻击同盟会政治纲领的文章，抵制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派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双方围绕着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思想大论战。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改良派则以《新民丛报》为中心堡垒，除在日本东京以外，双方还动员了各自在南洋、美洲、香港等地所创办的报刊投入辩驳，都开动了全部的宣传机器，论战持续达两年之久。《民报》第三期特发号外，刊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列举出双方在十二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以供论战的需要。归纳起来，论战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关于要不要推翻清王朝的问题。改良派从维护清朝反动统治出发，极力为清政府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辩护，认为满汉已经平等，无实行民族革命的必要，坚决反对“革命排满”。而且危言耸听，认为进行流血革命势必破坏社会秩序，造成乱民骚动，甚至将引起列强干涉而召来瓜分之祸， 因此要“爱国”就不应革命。革命派以大量的清朝反动统治的罪恶事实戳穿了改良派为清政府粉饰的谎言，论证了实行民族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指出只有用武力推翻清政府，才能获得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为革命而流血不可避免， 也并不可怕，而且“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未由”，只要进行有“秩序”的革命，就能挽救国家危亡，因此爱国必须革命。二是关于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问题。改良派坚持“三世说”的庸俗进化论观点，认为由君主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现民主共和，强调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甚至认为当前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共和，而且由于中国人民“程度未及格”，连实行君主立宪的资格也没有，最好先实行“开明专制”以为过渡。他们断言政治革命的正当途径应是“劝告”清政府开明专制，或“要求”实行君主立宪。革命派则根据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理论，认为中国人民具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有能力通过政治革命颠覆专制政体，实现民主共和，享受直接民权。革命派还进一步论证了革命和立宪的关系，指出“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而得之”，不经过革命也不会有“真正的立宪”，因此“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革命派揭露了改良派的所谓“程度不逮”论和不能“躐等”论的实质在于借立宪来反对和破坏革命，指出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中国只有“兴民权，改民主”才有出路，“要求”、“劝告”清廷立宪，等于是“求鱼于樵，求木于渔”。三是关于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问题。改良派对同盟会的“平均地权”， “土地国有”纲领进行了恶毒攻击，指责土地国有制度违背“自然法则”，将“妨害”社会生产的发展和“阻碍”社会文明进步，以平均地权来实行社会革命是“煽动乞丐流氓之具”，会引起“下等社会”骚动而“危害国本”，因此猖狂叫嚷“敢有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革命派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指出地主垄断土地造成贫富悬殊，社会革命不可避免。实行“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政策，不但不会妨碍人们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将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因此封建土地所有制必须改变。革命派肯定今后革命力量“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所以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并举不仅可能，而且必要。通过论战，革命派抨击和驳斥了改良派所散布的种种谬论，辨明了革命道理，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揭露了改良派的反动面目，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革命派取得这场思想大论战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为迎接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了思想舆论准备。但是，在论战中也暴露出革命派本身无法克服的严重弱点。对于改良派所提出的革命会引起列强干涉、招致瓜分的责难，革命派却天真地认为，中国革命完全合乎“世界各国潮流”，只要没有“排外”举动，就不会引起列强干涉，不仅不敢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反而幻想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支持和赞助。对于改良派的革命将引起“内乱”的攻击，革命派则认为可以使革命“有秩序”地进行，只要以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推翻清王朝，建设新国家，就不会引起“内乱”，可以防止群众暴动。这些似是而非的认识，充分反映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